有一些变化，是从三个男人跳上“吧台”唱歌开始的。

　　距离上海知名地标南京东路一箭之地的亚洲大厦，四楼一个狭长的空间里，1930 年代的纽约布鲁克林街边酒馆“阿波罗尼亚”开门营业，在被黑手党“征收”的阴影中，向着围坐的百来位“顾客”，上演“告别演出”。

　　这是音乐剧《阿波罗尼亚》发生的背景，从 2020 年 8 月 28 日被带进亚洲大厦，到如今“告别”了自己将近 500 多次，依然场场满座。

　　人们到底爱它什么？或许是故事里的故事，黑手党 Mia Famiglia 的权力游戏，和关于爱情的“布鲁克林大桥的传说”；或许是音乐剧演员们精湛的演技、美妙的歌喉，和喷薄而出的荷尔蒙气息；也有可能是离舞台无法更近的观演距离，和演员们站在吧台上递过来跟你碰杯的酒瓶子。

　　虽然疫情在舞台和观众之间蒙上了一层口罩，真酒水只能勉强假碰杯，倒是意外地和剧情背景里的禁酒令在戏外重叠了起来。让浓缩在亚洲大厦里的一切更像一场戏剧。

　　不管现实时空里是工作日还是周末，“阿波罗尼亚酒馆”里，日夜笙歌，觥筹交错。故事里是百年前的世界，一墙之隔，汉口路上是最现代的生活，倒是这堵墙本身——隔绝了两个时代的亚洲大厦，既不复古也不时髦的外观，似乎不被任何一个世界所接纳，几乎能让人就像忘了过去一样忽略它。

　　至多在一年半以前，这个如今被音乐剧爱好者们昵称为“小酒馆”的小剧场，还是作为写字楼的亚洲大厦里平平无奇的几间办公室。虽然整栋 21 层的楼宇都是亚华湖院线所属地产的物业，但唯一跟剧场有着明显关系的，只有面朝九江路屹立了百年的人民大舞台。

　　彼时疫情终于按头，一台好戏创始人汉坤和亚华湖剧院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阮豪商量着，疫情前起意要做的驻场演出可以动起来了。“反而经济不太好的时候，文化行业就比较繁荣了。”如今回头复盘，阮豪的果断 ，成就了驻场演出一次在上海先行的机会。

　　很快，汉坤接到了一个电话，“四楼的办公室我准备清了哈。”

　　让亚洲大厦这座写字楼有机会服务于戏剧，一直是阮豪的心愿，“但是以前是没有政策，只有剧场可以做演出，2019 年上海出了非标场地也可以做演出的政策，我就开始规划了。”

　　阮豪所说的这个政策，指的是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在 2019 年发布试运营的《“演艺新空间”运营规范标准》，在大中型专业剧场之外，散布上海中心城区、适合举行特色演艺活动的公共文化空间，满足演出场次每年不低于 50 场等指标，便可将非标准剧场转换为“演艺新空间”，给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演出团队提供更多的演出场地。

　　截止到目前，上海正式授牌的“演艺新空间”已经达到了 100 家，以《阿波罗尼亚》入驻为标志而建立的“亚洲大厦星空间”位列其中。

　　随着《宇宙大明星》《FLAMES火焰》《灯塔》等演出陆续入场，亚洲大厦，从人民大舞台+写字楼的“割裂”配置，向着小剧场“集散地”进发。两个，十个，再到如今的十六个，驻场演出的空间逐步向上“侵占”到了 11 楼。当然，这还不是终点，在阮豪的计划里，“至少做到 20 个。”

　　其实在政策出台之后，阮豪和汉坤看了不少场地，“大部分条件都比亚洲大厦好，甚至可以说亚洲大厦是最差的。”虽然这么“吐槽”自家的物业，他们最终还是选定了这栋人民广场辐射圈里的老式写字楼，“选在这里做大本营，还是稳定，不怕做好了之后，被业主赶走。”

　　这种“怕”，大概是所有在各个剧场里搭台拆台、漂泊巡演过的剧组，都能瞬间理解的痛苦。

　　至少对于制作方一台好戏来说，当《阿波罗尼亚》《宇宙大明星》《桑塔露琪亚》和《你好，我找Smith》等驻场演出陆续在亚洲大厦站稳脚跟，千人剧场里的“大制作”巡演，孵化起来底气也足了些。

　　你所坐的地方，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

 　　从韩国的公演制作专业毕业之后，汉坤一直投身在音乐剧事业，对于《阿波罗尼亚》以如今的形象诞生，与世间万物一样，他总结为“偶然与必然”。

　　回忆第一次在韩国大学路看《阿波罗尼亚》，汉坤说，“看的过程很愉悦，歌很好听。但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最后返场的时候，几乎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一边拍照，一边在剧场里面蹦蹦跳跳唱歌，全是开心。当下我突然觉得好像剧场带给人的快乐就应该是这样的：纯粹的，简单的。”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台好戏谈下了引进版权，此时还没有被汉译的《阿波罗尼亚》，在设想中还是一个与韩国原版依样照搬的镜框式舞台。

　　“如果不是决定了要用亚洲大厦的空间，《阿波罗尼亚》说不定也就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剧场里演了。”汉坤说，“偏巧现在的剧场就是个狭长的，也算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这个“天时地利”最显著的结果，就是“环境式音乐剧”的概念被创造了出来。既然无法把观众都放到舞台的对面，不如打开想象，舞台还在舞台的位置，让观众围拢到舞台的周边，让“你所坐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是故事发生的地点”。

　　如果你恰巧懂得“哈利·波特”中的冥想盆，或许能够更好地想象这种感觉，无论以何种身份第几次落进“小酒馆”中，1930 年代纽约布鲁克林街头的故事，一遍遍发生。

　　不过它与沉浸式戏剧还是不同的，观众没有变成剧情的一部分，离拆掉戏剧表演中的“第四堵墙”还有些距离，但在“环境式音乐剧”的概念里，观众变成了空间的一部分。

　　观众与演员的观演关系，变了。舞台距离观众如此之近，不仅仅是观众更看得清演员，演员也会看到观众的表情动作。作为《阿波罗尼亚》的首演卡司，周仕麒的“出勤”场次早就超过了百场，但每次站到台上，看着观众清晰的表情，心里还是免不了一阵紧张。

　　在镜框式舞台上摸爬了多年，周仕麒习惯了往正前方看，突然跟着变化的场灯对上了观众的眼神，“也让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过。”

　　敏锐的观众能够感受到这种情绪的微妙变化，他们对于小剧场的爱，显然就有一部分来自于这种在大剧场里很容易散失掉的流动。

　　夕溪是剧场里的老观众了，音乐剧启蒙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剧院魅影》在上海的巡演，像他们这样观剧数量可以以百千为计的，被昵称为“住在剧场里的人”。

　　在《阿波罗尼亚》刚开演的头几场，夕溪就做了“吃螃蟹”的观众，“看完第一场之后我立刻就加买了第二天中午的场。”这是她对“小酒馆”表示认可的方式，“我是看剧喜欢多刷的人，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看不同卡司对同一角色或者同一段剧情的处理方式的不同。第二天正好是新卡，就马上想看一下。”

　　对于剧场新人来说，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行为，在夕溪所代表的观众群中，则是常态。在一台好戏的购票系统中，不乏刷过“小酒馆”上百场的观众，与他们相比，在亚洲大厦把《阿波罗尼亚》和《桑塔露琪亚》都至少反复琢磨过 40 多场的夕溪，在资深观众中也只能勉强算是中游。

　　“长期驻演的剧，卡司们演得场次多了以后，不同的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就会产生自己的想法，加入到表演中之后，不同卡司饰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大。”夕溪他们想要看到这些差别，甚至有观众带着纸笔，在剧场里记录下观察，与同好分享。

　　而就在夕溪“入坑”的那场演出，同场坐着的可能就有“检阅”自己作品的汉坤。他选择了靠近安全出口一个高脚凳的位置，因为整个位置几乎能够看到整个剧场，“制作人最开心的，就是在首演的时候，有一个位置可以看到所有的观众和整个舞台的呈现。”

　　但开心之下的底色是忐忑，“一是不知道观众能不能接受环境式这种比较新的呈现形式；另一个是对不确定性的担忧，驻演的模式其实就是 open run（无闭演日期的长期演出），能演到什么时候完全由市场决定，我也不知道这个剧是能演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两年，毕竟前期的投入都已经出去了，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去演，去收回成本，去拿到收益，最开始的几场能不能把口碑立起来，还是挺关键的。”

　　显然，忐忑的时间是短暂的，根据始终活跃在抢票一线的夕溪回忆，基本上演完第一周，口碑就起来了，到 9 月中下旬的时候，票已经不好买了。

　　距离 8 月 28 号的首演，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汉坤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开演之前跟团队、主创、演职人员开会的“悲壮”：“我说我们都是第一次，一起来尝试，我觉得我的承受能力大概是一两个月，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不管观众有多少，哪怕只有五个、十个人，我们也要保持同样的呈现品质，尽最大的努力，如果可以，或许就能成就一个爆款的产品，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认命。”

至少现在，作为阶段性胜利者，“悲壮”的宣言可以作为“小酒馆”的周边笑谈了。

在 12 个角色里来回换装，《阿波罗尼亚》台上的 3 位演员每场演完都满头大汗，周仕麒的角色需要他在一些情节里扮演女装，角色的属性加上他“憨憨”的演技，承包了全场至少一半笑点的他，在“小酒馆”里找到了“音乐剧可以作为事业”的感觉。

但在《阿波罗尼亚》开始招募演员之前，因为疫情半年多没有工作的周仕麒差点就转行了。“还想当多久演员？有没有想往导演方向发展？想不想考研？”来自妈妈的三连追问和心里对于行业的迷茫，推着他去北京面试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不过失败了。

或许该说还好失败了。现在周仕麒是一台好戏的签约演员，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职业，同时“工作稳定”，被喜爱他的观众昵称为“十七”。

在近十年的音乐剧职业生涯里，周仕麒也演过好几部周期几十场的驻场戏，“几乎上座率就是三成，五成就已经了不起了。”《阿波罗尼亚》开演后，除了第一周还有些空座之外，之后场场售罄，周仕麒至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

即使在汉坤最好的想象中，这一周能把下一周的票卖光，已经是最优的状态，“也比较符合现代人都市人群的生活节奏。”然而现在一台好戏的购票系统，提前一个月开票，依然是秒售罄。

今年刚刚跌入中文音乐剧“坑”的轻风玩笑中有点无奈，“感觉会因为抢票短寿十年”，同样觉得“抢票之卷，卷无可卷”的观众笔小姐表示，“每个月排期出来就开始安排自己想看的场次，然后找一堆不看剧的工具人朋友帮我一起抢，我还会做 ppt 给他们看抢票流程和座位喜好，几乎变成定期团建项目了。”

亚洲大厦总要排队的电梯间里，他们就是人群的缩影。

　　当亚洲大厦成为目的地本身

笔小姐记得，2020 年 10 月，给来上海玩的朋友安排行程时，听说了一个蛮火的音乐剧，“居然那个时候还能买到票！”就这样遇到了《阿波罗尼亚》，笔小姐说，“也是第一次看环境式的剧，就觉得很新鲜，舞台环境和大剧场不一样，离演员那么近，还会有互动，演出质量也比想象当中好，觉得蛮有意思的。”

轻风则是被好奇心“勾引”了，“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吸引到这么多的观众，包括一些自己比较信赖的戏剧博主和朋友都很喜欢。”

而大多数好奇的结果，是有一就有再。

当亚洲大厦成为了目的地，《阿波罗尼亚》也就不再是唯一的目的。

“小酒馆”对门的空间 HAHALAND，与《阿波罗尼亚》差不多同期开始驻演，以喜剧脱口秀为主要内容，注重互动体验；今年四月和五月，同为一台好戏制作的音乐剧《桑塔露琪亚》《宇宙大明星》和话剧《你好，我找Smith》，以赌场、酒吧和客厅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几乎把亚洲大厦的二楼，变成了自家的步行街。

现在再去看亚洲大厦的楼层指示牌，一层的《FLAMES火焰》《硬核戏剧》，二层的《桑塔露琪亚》《宇宙大明星》《你好，我找Smith》《灯塔》，四层的《阿波罗尼亚》、HAHALAND，七层的《弗兰肯斯坦计划》、山眠剧场，再到十一层的喜剧盒子、复合剧场、金广发剧场，从音乐剧、话剧、脱口秀、Sketch 到舞剧，把整个亚洲大厦的空间安排得明明白白——

一条垂直生长的戏剧街区。

加上满座能容纳 1006 人的人民大舞台，如果 16 个剧场同时开演，亚洲大厦的瞬时流量几近 2000 人次。照顾到楼里两套扶梯和三架直梯的运力，更照顾到年轻人相对自由的时间管理，亚洲大厦的驻场演出打散了开演的时段。

更理想的景象也因此出现了，从周一到周日，从午间到午夜，进进出出不间断的人流，让亚洲大厦成为了小剧场“集散中心”，拥有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力。

像夕溪、轻风、笔小姐这样的资深观众，“几乎都看过”。甚至常常能在附近见到拖着行李箱的外地观众，把很多个周末都规划成了“戏剧赶集之旅”，一天转场两三次，是基本操作。

轻风也是“迁徙”观剧的一员，最高一天看过三场。驻场演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在周围的青旅，她很容易遇到同样是外地来看剧的同好，“让人难免有观众不够用了的感觉”。

因为目的地的中心点在亚洲大厦，两天一夜的生活轨迹以此为辐射。吃饭，近有连排的小店，离远些稍走几百米就是购物中心来福士；社交，以上海中心街区的咖啡馆密度，很难找不到一个位置和同好坐下来聊聊；住宿的话，丰俭由人，都可以在千米以内的半径里解决。轻风说“连刷（戏剧）的话，基本不用考虑来不及的问题”。

亚洲大厦周围，各式商铺一应俱全

任何稍有经验的观剧人都能感受到亚洲大厦给周围街区注入的商机，逆着疫情的潮流，始终维持着高调的繁荣。繁荣到甚至有些不便，“周围的饭店饭点基本都要排队，如果提前去吃，吃完又没事情干。”这是轻风最近越来越深的感受。

曾经有统计显示，纽约百老汇每增加 1 美元的票房，能引来周边区域和产业 7 美元的附加收入，如今亚洲大厦也常常被作为中国的“百老汇”来类比，若是以此作为参照，说服力又多了几分。

不过对于一些上海本地的上班族来说，工作日晚上 7 点半的场次还是有些分秒必争的，下了班挤地铁，常常来不及吃饭，很多人会在亚洲大厦对面的包子铺，快速而高效地补充一份蛋白质+碳水，还有些人会在赶来的路上叫一份附近出名的炒粉外卖，就在剧院的门口幕天席地，扒拉两口，甚至因为常常拼单外卖，组了炒粉群。

一些在原本的生活轨迹里从不会有交集的人们，在群里相遇了。还有观剧群、换票群……500 个，又 500 个人因为小剧场，因为亚洲大厦，有了联结。

8 月中旬，微博 ID “哔哔·希斯曼”发布了一条微博，分享亚洲大厦对面名为鑫冉手工牛肉面的小店，请一位生活困难的老奶奶吃面的“小事”，邀请大家“反正看剧都要吃饭的，想吃面的时候可以试一下他家”。

这条微博的转发量最终达到了 3000 多。店家的生意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好，难以考证，但一股从亚洲大厦散发出来的、互相影响的磁场，能被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

这种默契，是依靠一个照面、一个眼神，就能猜到是不是今晚在同一栋楼里看剧的人。

作为“住在剧场”的常客，夕溪已经能一眼分辨新观众，一个最显眼的区别就是，新观众需要工作人员带位置，老观众自己就轻车熟路坐下了，而且一旦互动起来，新观众不熟悉流程明显显得紧张。

　　音乐剧从业人员和观众都在经历时间的“养成”

在小剧场，做一个“好”观众，也是需要心态和能力的。夕溪在午夜场的《阿波罗尼亚》里感受到了最热络的氛围，“午夜场更多的是老观众，大家对剧情、对演员，包括互相之间更熟悉了之后，整体气氛肯定会更好一些。”

亚洲大厦门口的九江路上有间叫分号的咖啡馆，夕溪说有些演员也经常去，碰到了有时间就坐下来一起聊两句，来来去去也就认识了很多朋友。

不过自认为“社恐”的周仕麒，不大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曾经一次演出完在附近的餐馆平成屋吃夜宵，被同来吃饭的观众问好，让他多少有些尴尬，“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这是周仕麒与剧场外的生活维持距离的哲学。

在周仕麒的价值观中，“我需要上进，但我也需要知足”，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在《阿波罗尼亚》和《桑塔露琪亚》的演出中，为了缩短耗费在交通上的时间，保证工作状态，接连两次搬家，就是为了离亚洲大厦近一点，再近一点，过出了上班下班、通勤打卡的“白领”气质。

实际上，他也确实更认同自己作为“剧场打工仔”的身份，在《阿波罗尼亚》爆火，SD 最热闹的时期，周仕麒大多数时候也是礼貌地打打招呼，然后快速离开。

SD 是 Stage Door 的缩写，剧圈术语，本意是演员通道，后来引申为演出结束之后等候演员下班的行为。《阿波罗尼亚》刚刚开演的时候，大部分卡司虽然不是新人，但也算是新面孔，SD 的氛围还没有那么浓厚，夕溪就很喜欢跟下班的演员聊下戏，聊下表演，直到演出爆火，夕溪说，“最疯狂的时候，有一些受欢迎的卡司下戏，SD 可以围得水泄不通。”

在彼时的社交网络里，每逢下戏时间，亚洲大厦就成了一个热门景点，很多人蹲在门口，周边一些不熟悉情况的路人，也会过来凑热闹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笔小姐开始不喜欢这样的氛围，“排队签名、合影、送礼物，跟偶像见面会似的，很无聊。有想要说的话，哪怕没有 SD 的演员也可以直接拦下来告诉他/她，或者微博上发私信之类的就好，这是我选择的方式。”

但正如汉坤所说，在中国目前的市场，音乐剧一方面比较商业化，一方面是比较新兴的行业，从业人员和观众都在经历时间的“养成”。

能看得到的成长是，500 多场《阿波罗尼亚》演完，曾经“失序”的观演氛围正在趋于平淡日常，这离汉坤的理想——让剧场成为生活方式——又近了一步。

在决定要做小剧场驻演的时候，汉坤参考了很多生活方式的业态。

“要说对标什么？我是想要对标电影院这种放松的环境，也想对标 SNH48 那种女团运营的模式，把我们的演员打造成观众喜爱的男团，也去考察了二次元的餐厅，想要学习他们的衍生品消费，还有密室、剧本杀这种内容和观众之间有强互动的项目。”

当然梦是这样的，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剧场的定义，注定了观众在酒水消费上的热情不会那么高，只能是一个辅助，观众也很难在观演过程中去打断自己的体验，进行一些点单购买的行为，食品就更不可能，会产生很大噪音。

汉坤也知道，还有太多的商业路径需要摸索，“我们对标这些其实是想说，并不想让这里只成为一个单纯的剧场，而是希望能够与其他业态的认知拉平，成为与这些消费类目平级的选项，而不是以月以年为单位，给自己走进剧场的机会。”

这种“理想化”在夕溪的身上已经能够获得一些参考，看戏剧对她来说，已经是刷综艺、刷电视剧的同类项，是一个道理，“就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寻找什么意义，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把剧场当做娱乐、社交的场所。”

像百老汇、西区那样，把好的剧本演到“天荒地老”的愿望，又清晰了一些。

而作为呼应，有了演到“天荒地老”的安稳之心，好的剧本也就有了更持久的孵化土壤。

阮豪算了笔简单的账，如果以演两周作为预期，市场价能卖个三四百万的票房，按照商业逻辑，制作成本不能超过这个数字，但如果按照演百来场、几千万票房的预期来制作，它的质量一定会更高，“钱花下去，各方面都会变好，只要是好的内容，观众都是看得出来的。”

　　“稳定”这个词，正频繁地出现在剧场人口中

12 月，经历了修整的《宇宙大明星》2.0 重新首演，虽然也是一台好戏购买的版权剧目，《宇宙大明星》却并不是一部已成形的项目，而是拿到剧本大纲后与版权方同步创作的探索，同时参与创作的，还有来自观众的反馈。

观众希望它变得更好，是观众想要继续看到这部剧的信心；制作方让它变得更好，是制作方能让它继续演下去的信心。在戏剧的市场被整体承托起来之后，所有与这个行业产生关系的人，都在被送往更广阔的天地。

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从前剧场少，从业者的机会少、挣钱少，自然人也就变少，现在机会多了，待遇也在往上涨，受到的关注多了，也自然会把更多优秀的人带进这个行业。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文艺、戏剧应该产生在波折当中，但无论是剧场人，还是观剧的人，都越来越倾向于认同，稳定的环境才更利于创作。

亚洲大厦的持续输出，让“稳定”这个词，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身份的剧场人口中。

“我做剧场做了十几年，极其难得碰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是让所有的演员主创都能有稳定的收入。”阮豪记得，最萧条的时候，一个演员可能演完一场演出，要去送快递开出租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我们以前经历过的市场，可以说多惨的都有。”

有多不想回到过去，就有多大的动力。

走出亚洲大厦，阮豪将领地开拓到了一座立交桥距离之外的“上海大世界”，5 个新建的小剧场，和原本就坐落于此的共舞台构建起了“大小齐备”的共生关系。与亚洲大厦遥遥对望，多少有了点戏剧街区的意味。

“其实我们并没有走在什么新的道路上，无论英美日韩，都曾经历过经济从高速发展到放缓的过程，商业租赁下行，起来的就是文化发展的蓬勃。”阮豪思路清晰，“疫情带来的虽然是一种不可预料的经济增长放缓，但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考的空间，去看看在中国，戏剧文化城市的机会，是不是就在上海。”

历史的沉淀早已有之，对中国话剧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戏”在上海发端，同样是 1930 年代，与《阿波罗尼亚》平行时空里的上海，人们就在剧院里看戏；现在，以打造“亚洲演艺之都”为城市标签的上海，正在力争每年让 4 万场演出在各个角落的“演艺新空间”里上演。

在亚洲大厦还有的余量空间里，阮豪想要做出一个给年轻人看的戏曲，走出亚洲大厦，阮豪的远大计划是改造周围街区尽可能多的空间去服务于剧场，“一年 20 个，五年 100 个。”

一台好戏的大剧场作品音乐剧《阿加莎》中文版开始了巡演，内容制作，依然是汉坤持续的工作重心。

一个寻常的工作日下午，在还未营业的“小酒馆”给晚上即将上戏的周仕麒做完采访，等下楼的电梯。亚洲大厦的电梯门打开，是楼上一台好戏办公室的员工正推着推车往二楼小剧场运物料，晚上，《宇宙大明星》2.0 就要首演。电梯停到 M 层，走进来的是一位亚华湖的员工，再往下一层，从排练场里走出来的姑娘，向着电梯里喊了一声“师姐”。

走出电梯，上海的夜幕降临，沿街饭店的烟火气飘起，抬头看，亚洲大厦正在缓缓升起。

作者：霏絮

来源：出色WSJ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