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留学的付卓、在法国车企工作过的董亦含、曾在中国台湾青少年管弦乐团担任小提琴手的李惠淳、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的维吾尔族吉他手开散尔、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歌手阿余而洛、从云南深山来到上海的佤族歌手“小黑”魏磊、52岁起依然“想到上海追梦”如今已经在街头吹了7年萨克斯的湖南人刘晓民……他们为何踏遍五湖四海，还是更愿意在上海做持证街头艺人？

　　最有安全感

　　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透露，上海自2014年首创“持证街头艺人”以来，7年来积累了13批300多名街头艺人，三分之二是80后、90后，其中还有不少海归，甚至有人还出过个人专辑……

　　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攻读传播与媒体硕士的付卓，因疫情暂停学业回到上海。在法国工作过的董亦含也最终选择回到上海成为街头艺人。他们的共鸣是：“在上海街头唱歌最有安全感。”付卓透露，他在英国留学时，也曾走上伦敦、利物浦、莱斯特等城市的街头唱歌。但是偶尔会遭遇差别对待，有些路人甚至会威胁他的人身安全。疫情也一度让大街上空无一人，所以他最终还是回到上海街头。

　　而在法国街头唱歌的董亦舍则以“文化差异”出道：“我会穿汉服在街头唱中文歌”，这样受到的瞩目更多。尤其是有中国人路过时，他和付卓都会主动切换成中文歌。他们也开了短视频号，付卓在英国街头唱《成都》的网上点击率超过百万。“但我们还是感觉在上海街头唱歌，心里更踏实。”

　　能成为职业

　　因在徐汇临时疫苗接种点唱歌而走红的罗忠堂谈及，他随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到另一个城市参加街头表演时，当地城管不允许观众给他们打赏，收走了他们的二维码——因为在那里，街头艺人不是一个职业，不能收款。

　　曾是小提琴手的李惠淳，在台湾流行音乐鼎盛时期，她在音乐制作公司从事教学、伴唱等工作。但因遭受网络盗版等冲击，很快难以为继。随后，她又去好莱坞，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学音乐——一边学习一边在街头唱歌赚学费。随后，她嫁给了大陆人，随丈夫去了香港。其间，她在香港组了一支乐队，但很快遭遇了疫情，无法唱歌。于是，她又跟着丈夫回到上海，终于发现——“在上海街头唱歌，可以成为一份职业”，长久追寻甚而可以成为事业。于是这位擅长小提琴、钢琴还有一副好嗓子的台湾姑娘，在上海街头组了乐队唱起歌。

　　能成为职业的关键一点还在于——这份职业可以养活自己。来自安徽的阿杜、来自河南的阿勇，每天唱歌不低于一场，月入过万。前不久，六六夜生活节举办，李佳明在街头弹唱几小时收入2400元：“这个纪录前两天被我自己打破了，现在是2660元。”

　　能带来惊喜

　　开散尔擅长西班牙吉他，弹奏爵士乐、弗拉明戈乐曲的技巧高超，因而在圈内外知名度颇高。疫情阻隔了上海林肯爵士乐中心以往常年邀请海外爵士乐名家前来演出的途径。于是，他们问开散尔愿不愿意前去表演？“于是，2020年6月6月我登上了林肯爵士乐中心的舞台，和其他几个伙伴组合成‘若曼’乐队，成为第一支登上这个舞台的中国乐队。”

　　52岁得知上海持证街头艺人开考的湖南人刘晓民决定“要去上海追梦”，于是让儿子帮他在网上报名，随后就来到上海感受到一连串惊喜。“我想上海应该看重我的能力，所以把我所有的乐器、音响等全部家当都带来了。”没演出多少日子，“人家又告诉我，我的头像上了大屏幕”——原来是静安商圈宣传片被放上了街头的大屏幕。“过了几天，听说上海火车站门口的大屏幕上又有我的头像——光荣啊！”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找到了搭档：“做音乐要有知音，我能在上海找到搭档阿杜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有年轻人愿意与我合作，这也很有价值！”现在，他已经在上海街头吹奏长号、小号、萨克斯、爱尔兰哨笛等7年：“在这里，我忘记了年龄、只有开心！”

　　小时候看了许多电视剧后站在大山上许愿：“要到上海去看一看”的彝族小伙阿余而洛，多年后在闵行区花250元买了人生第一把吉他。成为街头艺人后，他在唱歌时，因为能拿到听众递给他的一杯奶茶倍感温暖：“我在家乡想‘扯’个乐队没成功，结果在上海街头看到有那么多人喜欢我，感觉我就是应该到大街上唱歌！”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