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小伙阿余尔洛和迦恩持证上岗做街头艺人已经三年了。阿余尔洛，熟人都叫他阿洛，一米八三的大个子，路人说他长得颇像电影明星。阿洛性格相对外向，和身材瘦小不善言辞的迦恩互补。两把吉他，两个音箱，两只话筒，一个手鼓，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他们给这支二人乐队起名“造梦者”，他俩每日骑着电瓶车，穿梭于上海的街头巷尾，自弹自唱。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是上海开先例。2014年起，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开始规范街头艺人管理，通过考核、筛选，对符合演出要求的街头艺人分批发放“表演证”，同时义务给他们排演出表，定时、定点演出，至今已有250位街头艺人获得了表演证，阿余尔洛和迦恩是上海第九批获证的街头艺人。
　　
　　持证上岗之前，阿洛和迦恩卖艺时曾被城管撵过，多的时候，一天被撵四五次。2017年，同行告诉他们，上海有街头艺人“表演证”，拿到就不会被撵了。他们跑到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填了一张申请表，很快接到考核通知。一番唱歌、吉他弹奏展示后，接受个人形象和表达能力的综合考察，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实习期，上海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给他们发放了表演证。从此，阿洛和迦恩告别了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岁月。

　　大学路·荧光棒

　　2020年6月7日，上海恢复夜市的第二天。夜色刚起，阿洛和迦恩的“造梦者”组合就在政府的指定地段之一，五角场的大学路开唱。大学路西邻复旦、上海财大等高校，北望年轻世代互联网公司哔哩哔哩和新江湾城国际社区，是年轻人汇聚之地。
　　
　　阿洛和迦恩的“舞台”是一块六平米的空地，很快有上百位观众围观，这在他们的街头演出生涯中“前所未有”。兴奋的阿洛一边击鼓，一边举起手机对着人群拍个不停。
　　
　　“来首《成都》！”一位上海爷叔率先点歌。
　　
　　迦恩答应着，很快从厚厚的歌谱中翻出民谣歌手赵雷的《成都》，弹唱起来。上海爷叔听到动情处，掏出手机，对着地面吉他套里的二维码扫了一下，追加支付了25元。
　　
　　每个人都可以扫码点歌。阿洛和迦恩的曲库里有259首歌，都是他们自己喜欢的，有民谣也有摇滚，有彝族民歌也有粤语流行金曲。现场观众选中一首歌，网络支付29元，点歌即告成功。大家点得最多的是民谣，朴树和赵雷的歌高居榜首。
　　
　　戴着黑口罩的大学生挤到前排，点了首五月天的《知足》，又往吉他套里递上50元钞票。阿洛和迦恩的和声很美，大学生听得陶醉，他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跟着音乐节奏挥舞起这自制的荧光棒。
　　
　　唱至朴树的《平凡之路》，当晚的演出达到高潮。最打动人的，是开头的几句彝语唱腔，阿洛的歌声略带沙哑，悠扬绵长，不少人鼓起掌来。后来他解释，那几句彝语唱词是他们自己加的，传递思念之情。
　　
　　一个胖乎乎的中学生凑上前去，仔细端详吉他套里摆放的奖状和照片，转身对一旁的妈妈说：“他们是冠军耶！”
　　
　　阿洛和迦恩获得过“沪江好声音”和“长三角演唱大赛”冠军，还在2019年的“中国达人秀”中闯进半决赛。节目导师岳云鹏特别喜欢他们，这种从底层一路打拼往上的滋味，他最能感同身受。“达人秀”结束，岳云鹏私下找到他们，主动加他们微信，留了手机号，嘱咐他们一定要出原创专辑，还说如果缺钱，第一时间告诉他。两人脸皮薄，至今也不敢拨通岳云鹏的电话。
　　
　　大学路演出，是新冠疫情后阿洛和迦恩难得遇到的火爆场面，原本他们的演出时间是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因为观众太热情，他们又延长了一个半小时演出，直到晚上九点半才收工。观众也不白看，10元、20元、50元的钞票很快堆满了吉他套，还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付款。这一晚，他俩挣了一千多块。

　　火锅店·木吉他

　　迦恩的音乐梦是被一把吉他点燃的。
　　
　　十来岁的时候，云南老家的村子来了一支乐队开演出，迦恩第一次认识了“吉他”，他觉得这个乐器弹出来的声音“很烧耳”，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做梦都想买一把吉他，但一直不敢跟父母开口，直到17岁那年，在昆明工作的叔叔送了他一把。
　　
　　迦恩的父亲在村里是村主任，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但迦恩不想循着父母设计好的生活轨迹。18岁那年，2012年6月，他瞒着父母，背着吉他，偷偷跑到上海“。没想过能做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很陌生的。我只知道，上海是大城市，机会比较多。”花掉路费，当时迦恩兜里只剩下一百块。到达上海当晚，他无处落脚，就找了一家网吧，看着电影睡着了。
　　
　　很快，他在一家火锅连锁店找到服务员的工作，底薪1700元，最多的时候，算上奖金，一月能挣4000元。吉他是空余时间自学的，两天的周末，他关着门一练就是18个小时，“跟琴死磕，我一定要把你学会”。
　　
　　有时他也去琴行玩，就这样认识了一帮喜欢唱歌弹吉他的朋友。有一次，他和三个朋友相约去公园卖唱。那天晚上，他们靠着唱歌挣了57块，开心坏了，全拿去买了烧烤和啤酒，就在公园里开瓶庆祝起来。喝了一通宵，也唱了一通宵，迦恩觉得开心又自由。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天大亮了，他们才收拾东西各自上班。
　　
　　这次街头试唱后，迦恩心思活络起来：原来唱歌不仅是爱好，或许，也可以养活自己？他开始四处寻找机会。人民广场附近有一家“邂逅丽江”火锅店，里面有一个小舞台，迦恩毛遂自荐，成了驻场歌手，唱着民谣，一晚上挣二百块。
　　
　　在人民广场驻唱的那段时间，迦恩结识了刚在人民广场附近做了一个月流浪歌手的阿洛。在迦恩的介绍下，阿洛也跟着辗转不同的酒吧、餐厅，驻场唱歌。他们还曾签约过一家演艺公司，旗下二十几个艺人，按月开工资，五千元一个月。每逢商场开张、楼盘开盘，就把他们叫去演出暖场。两人在那时成立了组合。
　　
　　在演艺公司干了三四个月，老板接不到活动，公司倒闭，阿洛和迦恩失业了。两人一合计，决定做街头艺人，偶尔接接酒吧、餐厅唱歌的活儿。
　　
　　真正让迦恩开心的还是在街头唱歌“。酒吧里的人聊天喝酒，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有人认真听你唱；但街头不一样，至少有一个人能走进你的世界，在人群中为你鼓掌。”他说。
　　
　　最初的“造梦者”组合里，还有迦恩的发小，是乐队的鼓手，后来发小结婚回了云南老家，就只剩下阿洛和迦恩两人。
　　
　　被路人欺负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他们在街头开场，一个外卖小哥就径直骑着电瓶车，从阿洛的吉他包上碾过去，把吉他包压坏了。还有的人，推着儿童车，假装没看见，就从他们的吉他包上压过去。
　　
　　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感受到陌生人的善意。有一次迦恩在西藏南路一带唱歌，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一个老人路过，驻足听了会儿就走了，不一会儿折返回来，手里多了一袋肯德基。老人把烫手的纸袋放在迦恩的吉他盒子里，什么话也没说。迦恩鼻子一酸。

　　凉山·《情深深雨濛濛》

　　新冠疫情后，迦恩和阿洛恢复表演。他们的“首演”被安排在静安公园，这里挨着上海的繁华商圈静安寺，是2014年上海发放街头艺人表演证以来的首个定点表演场所。
　　
　　2020年5月28日，星期一，他们的演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正是上班时间，围观者屈指可数，偶有白领经过，也行色匆匆。阿洛没受影响，卖力唱着，《那些花儿》《大约在冬季》《鸿雁》……一首接一首，中间该有的串场、致谢，一样都不落下。迦恩这天缺席去考驾照了，阿洛临时拉上佤族人“小黑”，帮他敲鼓伴奏。“小黑”也是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他和一名女歌手组了个乐队，同行之间互相帮衬，是常有的事。
　　
　　疫情暴发以来，阿洛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演出过了。他原本靠着参加“中国达人秀”积攒了一些名气，收到了不少酒吧的巡演邀约，演出一场一千元。阿洛觉得好日子终于要来了，一场疫情，许多之前相熟的酒吧老板都改行卖起了保险，酒吧纷纷关门歇业。
　　
　　27岁的阿洛已结婚生子，是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父亲，一家人都指着他养活。日子眼看要撑不下去了，阿洛一家已经萌生退意。幸得他的“铁粉”，70岁的曹阿姨伸出援手，每月塞给他一个大红包，里面包着两千块，够把房租钱付了，这才勉强支撑他们留了下来。曹阿姨是摄影爱好者，喜欢背着相机四处采风，偶然在静安公园发现了阿洛和迦恩，喜欢他们唱歌，就不时跟拍他们，见证他们一路从默默无闻到走上“中国达人秀”的舞台。2020年春节期间，曹阿姨还只身从上海飞到西昌，再辗转七小时山路，到阿洛老家过年，到达当天，全村人等在村口夹道欢迎她。
　　
　　阿洛的家乡，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井叶特西乡特西村。很长一段时间，全村的两百多户人家，只有一户有电视，吃完晚饭，村里的孩子们就到这户人家看电视。阿洛也在其中，他在电视里看到了赵薇主演的《情深深雨濛濛》，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令他着迷，他常常幻想，要是有一天能去远方，就去上海好了。
　　
　　阿洛四兄弟姐妹，他是老幺，也是全家的希望——唯一一个上学读书的，哥哥姐姐都在家帮父母喂牛放羊。刚上小学时，学校里还没有桌子凳子，阿洛坐在地上上了一学期课。
　　
　　音乐的启蒙是爸爸给的。目不识丁的爸爸爱唱山歌。小时候，阿洛常跟爸爸去山里放羊、采竹笋，从一个山坡翻到另一座山坡时，爸爸就会“喊山歌”，阿洛听不懂，但觉得很好听，也学样跟着喊几句，时间长了，喊出了好嗓子。
　　
　　2010年劳动节，在重庆读了一年多技校后，17岁的阿洛觉得“未来没有方向”，他和三四个兄弟辍学来到了梦想中的大上海。他睡过草坪，在二百五十块一个月的漏雨的出租屋里住过，做过电子厂的工人，当过消防保安、餐厅服务员，一晃几年就过去了。这几年中，当初一起出来的好朋友都离开了，只剩下阿洛一人还在打拼“。那时候感觉很孤单，也特别失落。后来我想，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怎么样也要坚持一下。”他说。
　　
　　阿洛开始琢磨去街头唱歌，是在认识吉克阿英之后。吉克阿英是他的妻子，是从丽江来上海打工的彝族人，他们在火把节上相识，谈了一年多恋爱，2015年，两人结婚，一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
　　
　　有了家庭，阿洛觉得责任不一样了，他觉得在消防队做保安，一月两三千的收入，养活不了全家。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宿舍，他就拉着音箱，背着吉他，尝试去路边唱歌挣点外快，就这样唱了一个月，认识了迦恩。

　　出租屋·“造梦者”

　　为什么叫“造梦者”组合呢？
　　
　　阿洛解释“：我们从小出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梦想，也没有人指路。造梦只能靠自己，用歌声拼一个未来，也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梦。”
　　
　　这番回答令上海电视台东方卫视中心导演王悦悦动容。“我们碰到过很多歌手，一般都会说‘寻梦’或者‘追梦’，‘造梦’这个说法我们是第一次听到。他们从小经历坎坷，连一个梦想的样子都捉摸不到，没有梦，就自己造一个，这也侧面反映了他们两个人都挺努力。”
　　
　　王悦悦是阿洛和迦恩的伯乐，2019年她在上海吴江路街头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推荐到自己担任导演的“长三角演唱大赛”，也推荐他们参加了“中国达人秀”。
　　
　　“他们跟别人不一样。”曹阿姨说起阿洛和迦恩，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很多街头艺人在外漂久了，就油了，想法很复杂。阿洛和迦恩不一样，他们身上还保留着那种原始的淳朴和真诚。”
　　
　　王悦悦也有同感。“愿意上舞台的选手，基本都是外向型性格，但他们俩不是。他们俩基本上就是背景板，你不cue他们，他们也不会出来说什么，就默默地站在旁边，然后用期待的小眼神跟着你。”
　　
　　相处久了，阿洛会把帮过他的人当亲人。王悦悦收到过阿洛从老家带来的自制的风干腊肉，觉得很温暖。“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大的腊肉，拿到手里硬邦邦的，特别实沉，一切开还特别肥。阿洛说了，这是他们过年杀的猪，把年猪分给别人吃，是会带福气给别人的。”
　　
　　虽然话不多，但是只要一站上舞台，一唱歌，阿洛和迦恩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在现场听真的有一种要流泪的冲动，就是那种非常远古的、原生态的声音，声音里是有感情、有情绪的。”王悦悦说。这支“造梦者”组合最后拿下了第二季“长三角演唱大赛”的冠军。
　　
　　他们的巅峰时刻，是闯进“中国达人秀”半决赛，进入“杨幂战队”的时刻。阿洛从未离开过大山的爸爸，第一次被节目组请出大山，来到上海，“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楼，特别稀奇”。阿洛站在台上看着老父亲，哭得直不起腰。
　　
　　迦恩同样如此，以前在街头唱歌，爸妈觉得丢脸，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上电视了“，虽然心里不认同，但也接受了，尊重我的选择，只要我能好好的就行。”他说得淡然。
　　
　　参加完“达人秀”，在街头唱歌，认出阿洛和迦恩的人多了起来。通过微信扫码进群，“造梦者”组合的粉丝群达到两百多人。
　　
　　新冠疫情一来，仿佛一夜之间，阿洛和迦恩的生活和许多漂泊在外的普通人一样，被打回了原点。
　　
　　在家里招待客人，阿洛拿出了传说中的风干腊肉。他的妻子吉克阿英张罗了一桌饭菜，夫妻俩一个劲儿地把最大的一根腌排骨、最肥的一块炒腊肉往客人盘里夹。
　　
　　他们的家在上海外环顾村公园附近，毛坯房，每月房租两千多元。阿洛从小区里拾来邻居不要的沙发、桌子、马桶盖，修修补补，一番布置后，这个简陋的家显出几分温馨。小阳台铺上防滑垫，就是两个孩子的乐园。
　　
　　吉克阿英原本在静安寺一家商场里做美容师，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全职在家。和许多在外漂泊的打工族不一样，阿洛和吉克阿英坚持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不做留守儿童，他们都觉得“，孩子看过更大的世界以后，眼界会不一样”。
　　
　　虽然日子拮据，但吉克阿英很少在阿洛面前叫苦。趁着阿洛哄孩子午睡，吉克阿英跟南方周末记者提起了往事。最难的是怀老二七个月的时候。阿洛回老家办事了，吉克阿英一个人在家操持一切。大概是太累了，她下体开始有流血迹象，带着老大赶紧奔了医院，医生要求她立刻住院，否则孩子可能保不住。幸得迦恩得知消息赶来，把她大女儿带回家照看，她才安心入院。住院的日子最难捱，每天要避开人们的目光。周围的孕妇都有亲朋好友看望，唯独她总是一个人。“就那种看不起人的感觉很难受：‘你怎么没有亲人，你老公不爱你还是干嘛，你都这样子了，还没人来看你。’”吉克阿英说完，把眼泪一抹。
　　
　　眼下，又有一堆问题等着他们。但大多数时候，吉克阿英都很乐观，她是那个推着阿洛往前走的人。早年阿洛胆子小，遇到一点事情就害怕，吉克阿英总会在后面给他鼓劲，仿佛也在对自己说：“试试吧，再试试。”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