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公园大门口的一块地砖上，嵌着一块铭牌，铭牌的中间是两位演奏者的形象，围绕着他们的是8颗星星。

这块牌子是2015年底上海首届“街艺节”时设立的，就在前一年的10月，上海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对街头艺人进行管理的试点城市。8颗星星，代表了上海首批8位持证街头艺人。

58岁的易拉罐剪纸艺人李雄刚就是铭牌中的一颗“星星”。这块铭牌刚落成时，他实在太兴奋了，就拖着放演出道具的工具箱和演出证，放在铭牌边拍了个照。

上海街头，成了接纳街头艺人追寻梦想的第一个落脚点。几年来，持证街头艺人的版图迅速拓展到了深圳、成都等其他城市。上海的这一缕城市微光慢慢播散到更多城市。

后来每次演出，李雄刚都要选个挨着铭牌不超过10米的地方，但方位不定。正如李雄刚所说：“街头艺人就是生活在天幕下的舞台，冬天我想要太阳，夏天我想要树荫。”

街头的一切，的确充满未知，就像6月傍晚一场滂沱大雨，猝不及防。

雨落下时，李雄刚正在静安寺附近为年轻街头艺人做指导，听到一声“雨来了”，吉他手的琴弦尾音还来不及在空气里震荡开、艺术名字画的画布来不及细细卷起，雨点就噼啪打得人脸生疼。

不到半分钟，艺人和观众就在屋檐下站成了一排。人群里忽然有人问了句：“明天如果下阵雨，你们还会来吗？”

“会！”艺人中不知是谁，大声应了一句。

走上街头

和两三米外激情澎湃的乐队比起来，李雄刚的表演，显得过于安静了。

一张可折叠的小方桌，罩上印有“上海街头艺人”几个字的蓝色桌布，几个装满易拉罐铝皮的铁盒摆好，就是他的舞台。两三个路人围在李雄刚的桌前，凑近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剪刀飞舞，一分钟不到，原本普普通通的一块易拉罐铝皮，变成了一只草丛里的小老鼠。

李雄刚捏着这只“老鼠”，想送给旁边看入迷的孩子，孩子母亲以为要付钱，不好意思摆手拒绝。

他连着解释了几句，“不卖，送你。”

类似的场景，每次街头表演，李雄刚都能遇上。他得反反复复解释多遍，“不定价、不销售”。路过的人若是喜欢表演，想打赏，“看着给。”他的铁盒里，立着一块二维码的牌子，旁边是一张路人刚留下的20元纸币。

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街头一幕，其实也并非水到渠成。

上海著名剧作家、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是上海持证街头艺人十几年来发展的重要推动者，用他的话说，“上海街艺这几年走得看似蹑手蹑脚，实则开天辟地。”

2004年他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时提交了一份议案，提议上海建立地方法规，允许街头艺人的表演。他在讨论环节提出：历史上街头艺人本就是和城市发展共生的自然景观。而眼下，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应该容纳下街头的一把椅子、一个琴架。听罢他的发言，现场一片亢奋。

到了后来的一次签名连署环节，一位教授却十分不解：为什么你要把这些不入流的表演搬到上海摩登繁华的大街上？这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误解。

但罗怀臻知道，历史上街头艺术也是不少时代艺术形式的发源地。比如明清时在上海豫园一带的街头艺术中，最风靡的艺术“小热昏”其实就是当代滑稽戏的鼻祖。

2008年，罗怀臻提出的“关于制订《上海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的议案”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获得了表决通过。

在不久以后召开的专题论证会，现场一下子来了10多个包括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公安、交通等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当时我才认识到，这件事注定要走很长的路了。”罗怀臻说。

2014年10月25日，首批获得资质证书的街头艺人“上岗”。所有街头艺人需要通过考核后，拿到许可证，才可上街表演。这张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管理。协会会长韦芝说，6年来街头艺人从最初的8位扩展到如今的200多位，他们当中，三分之二都是“80后”、“90后”的高学历艺人。

街头艺人的演出轨迹，从最初的静安公园门口，到如今静安、长宁、杨浦、徐汇、虹口等10个区30个地点，一周表演超过100场。

每周，艺人们都会提前把可以表演的时间报给协会，随后安排出一张演出排班表，从周一到周日，歌手、乐手和手艺人被分配到不同的地点演出。手工艺表演者一般会和声乐演奏类的表演者安排在同组演出，一动一静，街头的演出效果和人流会达到最佳的状态。

“我进来时52岁，现在6年过去了。”李雄刚说。现在，他的另一重身份是督导员。在街头演出时，他需要协助艺人处理随时可能产生的突发情况。在当下，督导员们得检查好艺人的口罩、随申码，测过体温，一切合格后，才开始表演。

尽管黄梅天天气闷热，李雄刚还是穿着一身唐装，这样的演出服在他家还有十几件。对他来说，这算得上在街头表演的仪式感。

成为街头艺人

在街头的最初几年，李雄刚把桌子一摆，常常会收到来自路人的质疑：“你怎么能公然在路上摆摊？”

他不急不缓，指指挂在脖子上的证解释，“我们的街头表演是合法的。”

如今，疑问偶尔还会有，总有些路人抢在他前头给人科普，“他们是持证上岗的。”

李雄刚街头艺人证上，编号是A006。他是上海第一批街头艺人，其实，早在几年前，李雄刚就开始关注上海街头艺人的消息，他拿着报纸上巴掌大一块报道，跑去四处找相关负责人咨询，“有最新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迫切想要“出街”的心态，来源于李雄刚想要改变当时生产手工艺品的“机械化状态”。20世纪90年代，李雄刚在城隍庙市场拥有了一个固定摊位，1平方米左右的小桌子，顶上一个棚，妻子在摊位上售卖他的易拉罐作品。

家里的天井，堆满了剪易拉罐画需要的材料。他请了两个学徒工帮忙，每天从早忙到晚，怕东西卖不掉，没收入，也怕卖得太快，生产速度跟不上，但是“外人看来，城隍庙卖的东西，多是批发来的，瞧不上。”

有游客压价太低，妻子哭着打电话询问他的意见，“她心疼我的苦，但也为我骄傲，每次都会和顾客介绍，这是我手工完成的，独一无二。”

“我现在终于可以问心无愧说出，我手下的东西每一个都不一样。”在街头，李雄刚找到了自己。

街头，同样给了彝族歌手阿余尔洛和迦恩一片天地。

6月的上海午后，黄梅天闷得汗噌噌往外冒，但观众的热情依旧不减，阿余尔洛和迦恩的面前围了二三十人，站在树荫里，几乎从头听到尾。

前面的琴盒里，路人留下的打赏也不少，一下午收入700元。街头表演的收入没法捉摸，少的时候4小时唱下来30元，多的时候2000元。

他们唱得尽兴，一整场下来喝光了6瓶矿泉水。

阿余尔洛在四川大凉山的山里长大，对音乐的最初认知来自父亲，小时候跟着父亲上山砍柴，父亲一路走，一路唱着当地的山歌。他从小被教育，要走出大山，去大城市，站稳脚跟。

2010年，他离开家来到上海。最初和朋友花了200元租了间房，4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那段时间大女儿刚出生，养家压力大，他决定去马路边唱歌试试。

第一次街头唱歌的地方，在人民广场，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路边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伙子。一个多小时，唱了20首歌，阿余尔洛没挣到一分钱。

但他没放弃。每天下班后他拎着吉他去人民广场，不唱到半夜12点不罢休。直到他认识了迦恩，两个同样热爱音乐的彝族小伙，当即在相识的餐厅决定合奏一曲，一拍即合。

2017年，他们通过考核，成为持证的街头艺人，乐队的名字也是那个时候想的。阿余尔洛说，“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原本也没什么梦想，觉得能养活自己就好。现在因为音乐走到上海街头，终于确定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他们给自己的乐队起了名，叫“造梦者”。

2019年，他们在街头演出时被导演发现，登上了《中国达人秀》节目，阿余尔洛把父母接到了上海的录制现场。俩人穿着彝族的服饰，站在台上，弹着吉他，用并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唱着，“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停下来鼓掌的人

李雄刚现在觉得，静安公园门口有一种魔力——无论何时，只要他的剪刀一在易拉罐上比划，马上就会被路过的人围起来。

一位退休的独居老人，路过看到李雄刚的摊位，总要停下来陪着他直到收摊。李雄刚请他坐下，但他还是喜欢站着看，因为“站着看清楚”。

一位中年男人曾经礼貌地请李雄刚教自己剪生肖，拿到手他兴奋地说了句：“您在这里安心剪纸，我会保护您的。”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位中年男人是一名民警。

而常在静安公园演出的流行乐乐队“风部落”，有一群特别的老相识。

周日乐队的一场演出，在距演出点50米开外的第二棵行道树旁，有七八位成群的年长者一直在打着节拍、摇头晃脑。

乐队主唱阿勇每首曲子中间，目光总会和这个人群对视。一群人中最活络的李阿姨，鼓励路人为乐队打赏，帮助乐队看守乐器、琴箱。在她手拎的环保袋里，有一杯水、一个可以随时垫着坐下的泡沫板、一把雨伞、一副太阳镜。

当天有阵雨，下一个乐队的人不来了，协会督导临时通知“风部落”顶替空缺。这样一来，乐队从11时演到了19时。

自始至终这一群乐迷都没走。人群里还有位坐在残疾车上的张阿姨，以前从不会主动出门。一年多前，她在街头听到了乐队唱歌，心像是被融化了一样。现在“风部落”一演出，她会自己开20多分钟残疾车到静安公园门口去和朋友们见面。

就在这个街头，湮没于日常生活的艺术情怀重又被点亮。

有平日里节约的阿姨，在超市里看到35元的面包舍不得买，却在演出的最后，爽气打赏了50元。

大家都还会想起一个夏天热气蒸腾的午后，在静安公园的演出后，所有人都觉得没听尽兴，问了阿勇他们接下来的街头演出地点，一群人坐着残疾车、公交车又跟了过去……

华灯初上后的静安公园门口，艺人换了新的一茬。一位老歌剧艺术家，如今85岁了，每天都坐在轮椅上，由护工推着停驻在第一排看艺人们表演。

曲中，她用自己尚能活动的上半身为这些艺人打拍子；曲终，她会把手举过头顶用力鼓掌，就像是几十年前，在排练室里为剧团年轻人鼓劲一样。

“你一听就会明白了，街头观众那种掌声和别处的不一样。”一位这两月新入行的上海歌手李佳明说。以前他常年在酒吧演出，台下的观众总是一边喝酒谈事，一边心不在焉地鼓掌。然而现在，他就是街头的焦点。

6月他在黄浦江边的第一场演出，收获了2300多元的打赏，一位学舞蹈的阿姨在他唱了一半时，抑制不住兴奋，和着李佳明的吉他声舞动。

李雄刚记得一年多前一次出街表演，静安公园公园里的保安老贾忽然找他剪一只“有飞的感觉的猪”。

老贾告诉李雄刚：这个月以后，他就要退休了。他属猪，想到自己劳碌了大半辈子，一直匍匐在地。眼看着要退休了，他很想有一只“一飞冲天”的猪，实现自己没实现的梦想。

李雄刚找来色彩最显眼的几个易拉罐动手。他先是剪了一堆花花草草，贴在画纸底部，然后在腾空“地面”几厘米的位置，粘上了一只猪。但老贾看了，还是摇摇头。李雄刚会意了，用极细小的易拉罐贴片，在猪的后面粘上了一片尘土和青烟，猪一下子有了腾云驾雾的感觉。

老贾笑着，手捧“会飞的猪”走开了。一周以后，在静安公园门口值班的老贾退休了。

“我还要来看你的，是你帮我圆梦的。”老贾对李雄刚说。

街头重新定义梦想

一次街头表演时，李雄刚和观众闲话家常，说起自己以前上中学时的名字叫“李逵”。路人就抛来了一个灵感——水浒一百零八将是一个很不错的中国传统经典题材，如果配上这些“洋易拉罐”，就是巧妙的中西融合。

2019年起，他用大半年时间完成了“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剪纸作品。后来有人曾经想出价2万元买走宋江的造型，李雄刚没有同意，因为一百零八将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在街头李雄刚虽未获得可观的收入。但他的确被越来越多业内认人士看到，乃至看中。

李雄刚所在的宝山区大场镇文化中心的负责人看到了他的街头表演，为他在大场联系了一间独立创作的工作室。2016年6月,李雄刚拿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证书。他觉得自己甩脱那个流水线上“手工艺加工厂”的工人身份，越来越远。

在街头演出近2年的乐队新疆主唱开赛尔，也在街头第一次有勇气称自己为“音乐人”。来上海前，他在深圳的连锁酒吧餐厅驻唱，唱的都是他“能唱却不想唱”的流行乐。

他发现上海街头是适合自己的土壤——虽然他演唱的曲目大多是西班牙语，但是行人总会因为喜欢这些动人的旋律而驻足。每场演出下来，他们的收入甚至比那些仅是翻唱流行乐的歌手要高不少。

罗怀臻希望街头艺人之中，多些像李雄刚、开赛尔这样“寻找自我”的故事，却又不是仅局限于此。“街头艺人应该继续大步流星走下去，终有一日街头艺人也不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而是一种有艺术冲动和天赋的人均可为的城市艺术氛围。”

从古论今，罗怀臻相信街头艺术中那些脱颖而出者，也一定会从街头走向殿堂。就像是现在的上海，需要更多承载年轻人梦想的前卫艺术，在城市剧场、展馆还没有为这样的艺术做好准备之前，街头就是他们最好的实验场。

他记得有一回自己在法国滨海城市散步，路过一条人烟稀少的人行道，但是他看到“迎着夕阳，步行街中间有个金色的雕塑，这个雕塑穿着中世纪的燕尾服，拿着文明杖，走近时才发现雕塑其实是一位街头艺人在表演。”

那位法国街头艺人告诉他，无论行人多少，他每天都要来。因为他担心这条街道没有他，每天路过这里的人会失望。“街头艺人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应该获得一份这样的自信：他会感觉如果这个街头没有他，是不完整的。”罗怀臻说。

现在李雄刚规定自己每周必须有2天在街头出摊。他曾经粗粗算过，如果按照每周2—3次的频率，每个月至少有13天在街头，一年就有150次以上街头表演。

为何痴心于此？李雄刚说，因为只有在街头，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感，这张1.4米长的小桌子承载了他所有梦想。

这张桌子边，要有风、有注视的目光、有人声，还要有城市的车水马龙。而他，不是城市的背景，就是城市的风景。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张凌云 杨书源